在“想象的共同体”，一种无力感蔓延开来
作者｜郑志峰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文法学院副院长
储安平创办《观察》是有明确诉求的，即将自由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鼓励他们说话，利用强大的舆论力量规范政府行为以澄清政治，培植自由主义精神以充实社会，从而树立起一种能够稳定社会的权威势力。舆论的产生离不开作者、编者与读者，只有三方实现有效互动，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观察》获得了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的支持，基本撰稿人78位，实际写稿的作者远远不止这些。对于《观察》周刊，他们具有相当的认同感，不仅积极撰稿，还代约稿件、推介撰稿人、介绍订户，或者为《观察》的编辑计划、内容设计出谋划策，或者来函给予鼓励，从道义上进行支持。
《有为有守：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许纪霖 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对《观察》的阅读对象，储安平在刊物创办之初就给出了清晰的定位：“本刊是一种高级刊物，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看的。”《观察》阅读群主要分布在学界（包括青年学生和教育界）、政界、工商银行界。《观察》的创刊，犹如混沌世界中的一缕清风，其透彻的剖析、理性的言论态度和不畏强权的勇气，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的肯定和赞赏。南京一读者说：“在全国进步的报纸书刊几乎全被扼杀的今日，《观察》已俨然成为广大读者群精神的旗帜。”随着《观察》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销售量也在不断上升，阅读群也逐渐扩展到社会各阶层，日益深入社会。
为了增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储安平设置“作者·读者·编者”“通信”栏目，刊登作者和编者之间的通信，不定期地以“编者后记”的方式对撰稿人进行言简意赅的介绍和评价。储安平还做过一次“读者意见”的调查，内容涉及读者信息、读者对《观察》的意见、读者对作者的意见等，并及时将调查结果登出。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储安平为每一卷所作的“报告书”，将《观察》的编辑、出版情况详细地向读者汇报，希望加强读者对于《观察》的认同感。储安平将《观察》喻为一只船：“编者只是一个舵手，这只船的前进，要靠大家撑持，大家努力。”结果证明，储安平的做法是卓有成效的。报告书对《观察》遭遇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的陈述，激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和责任担当欲望：“我购阅其他书报，觉得花了代价，无所用感谢，但对贵刊却不然。阅读贵刊，在精神上是一种高尚的享受，这种享受决非区区订费—代价所可抵偿。”当《观察》遭遇政治上的危机时，读者纷纷来信表达对刊物前途的关切，甚至忧虑着储安平的个人安危。他们积极为《观察》介绍新订户，希望与储安平一起努力使《观察》渡过难关。香港一读者认为《观察》的一切困难，都应该由读者共同分担。对于《观察》，他们不仅仅是花钱购买刊物的消费者，还是思想文化传播的受众，更希望成为《观察》成长的扶助者和保护者。他们认为《观察》给了读者“心灵的滋补”，读者愿意捐款报之以酬偿，即使生活再困难，“除非到饿死的阶段，一切的消费，可以尽量节省，而起码的一碗饭与一本杂志，是不可缺少的”。在他们看来，《观察》名义上为储安平主编，“但如从远的大的方面看，它却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应该让群众合力维护支持”。读者对《观察》的这种强烈的认同感，激发了他们与《观察》共患难的责任意识：“我建议先生在贵刊经费感到捉襟见肘必然会影响到刊物本身时，先生应不拘小节，毫不迟疑，先向读者提出。”他们希望在编者与读者的努力下，让《观察》永远保持“特有的作风，特有的重量，开灿烂的花，结辉煌的果”，“这一点我不敢说是代表所有读者的意见，但我相信多数读者必定具有同感”。
撰稿人、读者的倾力支持，为储安平的《观察》事业提供了不尽的力量来源。而“读者投书”栏目的设置，在一定意义上真正实现了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在这里，读者可以就作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评论，或赞扬或补充或批评，可以对编者的工作提出意见，可以与其他读者进行沟通和交流；编者也将与刊物有关的各种信息及时地告知读者，以方便他们的选择，获得更大的支持；《观察》的作者亦可以读者的身份投书《观察》，这样，作者、编者和读者发生了角色上的互变，作者变成了读者，读者变成了作者，编者既是作者也是读者，由此有效促成了三者之间的互动。他们群聚在《观察》周围，以刊物为核心，以文字为联系纽带，形成了一个知识、思想和信息共享的阅读共同体，从而具有进行社会动员的能力。在储安平、吴世昌、杨人楩等人发出自由知识分子抬头的呼吁后，许多读者都来信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杭州一读者希望储安平出来领导，“负起将散沙集合起来的责任。譬如说，组织一个会，或一个社”。厦门读者来信，认为只有在组织中获得公共的生活，建立共同的信仰，才能产生改造社会的力量。1947年2月15日，无锡读者蒋锡昌提出组织“互助会”的建议，互助会“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由百而千；以此转变风气”。储安平积极回应，鼓励读者“再拟一点具体办法出来”。2月20日，蒋锡昌再次致信《观察》，附寄“互助会”规则六条，储安平趁机发起倡议：“读者对于蒋先生所拟的办法，如有修正或补充者，本刊乐于发表。”4月12日，上海读者任九皋来函，“凡是没有组织，没有团结，则虽有‘量’而仍没有‘力’，产生不出‘中间（坚）力量’”，他提出成立一个“观察读者联谊会”，并拟定了八条规则。接着，更多的读者、作者加入讨论。
可以看出，社会上的分散力量都有着要“团结”“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然而，无论“互助会”也好，“观察读者联谊会”亦罢，最后都不了了之。虽然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通过《观察》实现了互动，产生了巨大的舆论，但是，他们散布在社会上的不同职业领域，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除了《观察》之外，他们之间缺乏其他更有效的组织性联系，仅仅是一个通过文字形成的阅读共同体。无论是作者、编者还是读者，他们之间没有面对面的交往，是共同的话题将全国各地的陌生人凝合在一起。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属于《观察》的一分子，是基于精神上的、道义上的认同，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无形的而非实际的社会结构性联系，这个以《观察》为纽带的“想象的公共体”自然很难承担起动员社会的功能。再则，如若进行社会动员，首先必须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核心的领导力量，即重建社会重心，这也正是储安平创办《观察》的目的。然而时势异矣，战后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往昔的力量。比如，与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相比，《观察》群体就有很大的不同。《独立评论》群体的核心成员大多为北平的教授、学者，除了刊物这一联系途径外，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交往渠道，比如大学、各种学术性的委员会、基金会、欧美同学会、各式各样的聚餐会等。在交往中经由同事、师生、同学、校友、会友、私交、同乡等关系的勾连纵横，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北大、清华、燕京各高校教授为主体的，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交往网络。蒋廷黻回忆：“虽然《独立评论》同寅间都了解彼此见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正在成立一个新政党。这种看法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外界人士却认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但《观察》群体并未给读者以这样的感觉，许多读者来信说“我们的文章各言其是，无统一的论调”，傅斯年也批评《观察》因语调“缺乏共同性”而减少发言力量。《观察》78位撰稿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即使其刊物的发起人、主要撰稿人也是七零八散，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交往网络，仅仅通过储安平和刊物联系，也就是说，当作者为《观察》撰稿时，他就进入了以《观察》为纽带的阅读共同体，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和工作与《观察》没有其他联系。尽管他们给《观察》以支持，关心它的成长和前途，但《观察》并不是他们共同经营的事业。
自由知识分子如若产生力量，不仅需要“组织”，“经费”也是不可或缺的，知识分子的言论事业与工商界联系起来，才能产生实质性的力量。因此储安平将《观察》置于中产阶级最为发达的上海出版。但直至《观察》被查封，储安平始终未能与工商界建立起通畅的联络渠道，《观察》所建构起来的文化网络自然也就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在上海，储安平也有许多相熟的朋友，如陈维稷、张志让、笪移今、陈望道、赵家壁、赵超构、萧乾等人都是文化界名流，是当时上海各界茶会、座谈会、聚餐会上的活跃分子。换句话说，储安平在上海拥有许多进入本地自由知识分子网络的渠道，但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人脉关系上来讲，储安平与上海的知识分子团体（如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文汇报》、《时与文》、“大学教授联谊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等）是比较疏离的。即使在他执教的复旦大学，既有《观察》的撰稿人（如夏炎德、萧乾、章靳以等），也有其他相熟的朋友（如陈望道、张志让、周谷城等），但他并未将这种以学校为纽带生成的同事关系带入《观察》所建构的文化网络中。这种情况在《观察》后期有所改变，不过，直至《观察》被查封，储安平始终未能使上海的各种文化网络成为《观察》舆论生产的支持性资源。也就是说，《观察》与大学没有关系，与学会也没有关系。《观察》的舆论来自《观察》本身，缺乏更大的社会结构性网络的支撑。即使是“中英文化协会”和“留英同学会”，由于战后几乎停止活动且实际由政界人士控制，也仅是《观察》群体得以群聚的一个参考量，与《观察》舆论的生产无涉。
《观察》舆论的生产来自三个方面力量：撰稿人、读者和编者。
首先，战后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没落了。经过抗战，知识分子已经一贫如洗，随之而来的内战，则将他们彻底抛向了饥饿的边缘。北大教授裴文中做了一个生动的比较：
我的资格是留学的博士，又继续研究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现在每月所得是八百九十二万元，折合廿六年到廿七年的法币，只有廿二元六毛；折合白面，只有四袋多，相当于战前一个门房。以我现在收入，按照国家银行放款利息计算，国家只要有三千多万元放在库里，所得利息就可以长期供养开支我的薪俸……也就是说国家只要有了三千多万元就可以买我这一个人为他工作到死。三千多万元，折合实物，等于一辆多三轮车，等于一匹马，等于十八袋面粉……
即使储安平、吴世昌、杨人楩等一再呼吁自由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让自由知识分子抬头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剩余精力全部消耗在油盐柴米的琐事上、妻号儿啼的愁苦中，“人人谋生之不暇，那有工夫管国家大事？”
另一方面是读者群的不断贫困化。《观察》的最大读者群分布在学界（青年学生和教育界），《观察》出到第2卷的时候，储安平曾委托撰稿人在大学发展学生订户，结果却“全面的惨败”，“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这对于将读者定位于“高级知识分子”、希冀对青年学生的修养和精神培养有所贡献的《观察》而言，是个致命的打击。同时，《观察》本身的业务也受到极重的创害。内战带来的邮政业务的不畅、邮资的一涨再涨、刊物定价的不断提高、撰稿人稿费的增加，使《观察》每一期的出版都经历严峻的考验，几乎无法维持正常的营业。持续的通货膨胀带给自由知识分子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压力，也在不断瓦解着他们产生力量的社会基础。
作为编者的储安平，创办《观察》一直坚持民间论政立场：“干政”非“执政”，是“思想影响”的工作而非实际的政治运动。但是，随着内战的日益激烈，大后方的言论空间也逐渐狭窄，战前那种自由主义的、建设性的“舆论气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以政治立场画线的分野。“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评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左倾’了；要是你批评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说你‘右倾’了。整个社会已陷入一种严重的神经错乱程度。”《观察》处于国共的夹缝中，两面不讨好。1947年10月，储安平发表了《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公然怒骂国民政府是“缺德的统治”，令国民党大为光火。《观察》遭到公开警告，储安平也遭特务跟踪并光临其家中，几乎所有的国民党报刊都展开了对《观察》的围攻。到1948年3月，《观察》又受到国民政府内政部的警告：“言论偏激。歪曲事实。为匪张目。”同时，又有谣传说《观察》和政府有“勾结”，甚至说储安平已将《观察》出卖给了“CC”。1948年10月，《观察》发表了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一文，立刻招致了共产党的舆论攻击，解放区即作为反面教材学习。即使是自居“中间派”的上海的一些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批评《观察》。
面对着激烈的国共内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上的困难，自由知识分子消沉了，一种无力感蔓延开来。《观察》本是以专论为主的政论刊物，却因稿件的缺乏不得已将重心转移到了“观察通信”上，“原因是现在大家对于写政论文章，已经没有什么兴趣”。即使是作为主编的储安平，也无可奈何地感叹道：“我们平日的职司，就是议论政事，然而处此危局，几乎无政可论，无政足论；仰望长空，废笔三叹！”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出版、媒体、投稿、翻译、课程等事宜可留言👇